核心提示： “中國制造”就如同是一場流水宴席，“70后”的創業者、“80后”的工程師、“90后”的流水線工人，都將成為過客。當青春消逝，還能留下什么?

　　近年來，工業領域最具革命性、和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變革，很可能是手機從“通訊工具”向“移動終端”的過渡。美國市場研究公司IDC今年1月底發布的數據顯示，2013年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首次超過功能手機，達到10億部。無論在功能手機時代，還是在智能手機時代，“中國制造”一直保持著在手機制造環節毫無爭議的統治地位。按照業內的估計，這10億部手機中，至少六成在中國 完成生產。可是在手機制造業最關鍵的芯片、屏幕等環節，“中國制造”尚未取得應有的席位。這導致在手機產業的全球產業鏈中，“中國制造”的利潤出奇的微 薄。

　　利潤的微薄和經營上的分散，又使得研發投入和技術積累幾乎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，于是只能陷入惡性循環。“中國制造”只能在產業鏈的低利潤環節原地打轉，同一環節的企業陷入惡性競爭成為常態。當海外市場增長放緩，內部人力成本飆升，“中國制造”的日子正變得越來越難過。

　　“聽起來很牛”

　　“中國制造”總能最迅捷地跟緊行業變革的步伐，卻未能引領潮流。“中國制造”從深圳開始。早在1970年代末，深圳的蛇口便在改革派地方大員袁庚的帶領下，搞起了“三來一補”，即來料加工、來樣加工、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。彼時，珠三角尚不具備產業鏈的概念，即便是最初級的原材料也基本上是進口，而深圳只出廠房和人力。在接下來的30多年中，“中國制造”開始向產業鏈的上下游拓展。深圳和東莞以及長三角地區的蘇州，在電子、紡織、五金、食品等領域開始形成了“產業鏈”—但仍是不涉及核心元部件的產業鏈。

　　出生于1970年代的李俊是深圳一家“芯片方案”供應商的管理者，在“業外人士”看來，這似乎是手機制造的核心。但業內都明白，這個稱謂有著和“中國制 造”一樣的尷尬， “聽起來很牛，其實不是那么回事。”談及利潤問題，李俊用手指著一個浮著褐色泡沫的咖啡杯子說，“賣咖啡的利潤率比我們高100倍。”所謂“芯片方案”，本質是購買芯片和其他部件，然后組裝成手機主板，向手機集成商或者說品牌商銷售。“芯片方案”供應商賺取的利潤是主板原配件采購和主板銷售的差價，和真正的原創性研發關系不大。可以說，“手機主板組裝商”才是這個行業最貼切的稱謂。

　　對“中國制造”本身來說，“芯片方案”也算是較為重要的環節。在這個環節，上百個零部件會被組裝成主板，這是手機的“骨架”。但對“芯片方案”供應商來 說，最核心的原材料—芯片—的價格一直是心病。深圳是全球最大的手機制造基地和交易集散地，但手機芯片并非“深圳制造”，深圳廠家必須從美國的高通、德州 儀器，荷蘭的飛利浦和中國臺灣的聯發科等芯片商那里購買。

　　“芯片降價比手機降價慢很多。”李俊透露，以一款在非洲銷售的“入門級”低端智能機為例，其在非洲零售市場的售價，折合為人民幣約300元。由于非洲零售 商一般要保持30%至40%的毛利，也就是說中國集成商的最終出口價格約為200元。但美國芯片商批發到中國的芯片價格可能就要25美元，折合人民幣約 150元。也就是說，中國境內的幾十個生產環節只能分享剩下的50元人民幣。

　　劉偉強是廣東一家路由器生產企業的CFO(首席財務官)，其所在企業年出貨量位居全球前10，企業同樣有著“芯片之痛”。在一臺看似簡單的路由器中，芯片組的成本超過總成本的30%，其中關鍵芯片基本上是進口的。以高端路由器為例，其關鍵芯片主要來自于美國的Broadcom和Atheros兩家企業。而很多中國制造商還必須從經銷商手中拿貨，也就是說，經銷商還要吃掉一部分利潤。

　　除芯片外，高端路由器的耐熱材料也必須進口。“一臺路由器每天開24小時，一年就是8000多小時，只有國外材料才耐熱、穩定。”劉偉強無奈地說，在整個產業鏈中，中國路由器制造商獲得的利潤還不到美國芯片商的一半。

　　追趕不易

　　李俊和劉偉強的“痛苦”來自于世界產業格局的固化。目前，主要的芯片商集中在美國，其次是日本和中國臺灣。進入1990年代，這些企業把自身的制造環節全部剝離，專注于設計和研發，又用專利來構建技術壁壘，最終在這個領域實現了強者越強。

　　就在《南風窗》記者采訪這幾天，國家發改委啟動了對美國高通公司的反壟斷調查工作。在李俊看來，高通這家公司“很牛”，“他們賣芯片，還賣所謂專利”。所 謂專利費的意思是，中國的“芯片方案”供應商除了要付給高通芯片購買費用外，還要按照單機售價向高通額外支付3%到6%的專利授權費。比如，一部售價 2000元的手機，高通最高可能要拿走120元專利費。

　　目前，國內手機制造業對高通芯片的依賴超乎想象。資深電信業專家項立剛說，中國手機的3G高端芯片和4G的主流芯片多為高通制造。所謂“中華酷聯”以及小米等國內手機廠商，也都是高通芯片的主要客戶，其采購量占據高通芯片全球銷量的30%以上。

　　為何芯片是“中國制造”的痛?李俊認為，重要原因在于沒有打好“基礎”。李俊說，所謂“芯片”其實就是一塊集成電路。其生產步驟分為三步，第一步是設計，第二步是晶元件生產，第三步是封裝。在設計環節，其“硬性門檻”并沒有想象的那么高，但在關鍵的晶元生產環節，在大陸卻很難找到一家合格的工廠。因為晶元工廠的要求高，投資大，民營資本不敢投，也投不起，而國有大企業有錢，卻不愿投。

　　“有些東西都可以復制、模仿，甚至可以抄，但精密加工一定模仿不來。”李俊說，除了晶元件的生產之外，最后的封裝環節看起來很簡單，但同樣在國內難以找到 符合要求的工廠。手機芯片領域的“短板”充分說明，不少行業的“中國制造”，其實既無基礎研發，也無精密加工，基本上就是粗加工和組裝。

　　精密加工的“軟肋”是普遍現象。此前，《南風窗》記者曾走訪過珠三角一家移動硬盤生產企業，其出貨量在全球排名前50名。一塊移動硬盤被拆開后，其實就是 一塊扁平的電路板，但是上面有近百個細微的元部件，而移動硬盤的生產過程就是用機械手把近百個元部件，按設計的位置精確地貼到面積不到3平方厘米的電路板 上。誤差必須盡可能小，才能保持存儲功能的穩定。

　　“德國人用的移動硬盤可能都是中國造，但用的卻是德國造的機械手。”該企業的人士透露，機械手“貼片機”的技術核心是精度，國內的機器不好用，客戶那里過不了關。因此，老板花了血本，所有生產線只采購德國設備。從世界工業的發展歷史來看，每到產業技術或業態發生變革的節點，“后來者”就有了超越“領先者”的機會。以汽車產業為例，日本人曾效法美國，卻后來居上。中國作為最大的移動設備生產國，目前還看不到重演歷史規律的可能性。

　　目前，手機行業的變革大趨勢是“手提電話”逐步變為“移動終端”，即消費者手中的“手機”功能越來越多，越來越炫，最后成為了一臺娛樂工具;另外，筆記本 電腦也開始向平板電腦過渡，其本質上也在“移動終端化”。這個所有隨身的電子消費品都變成“移動終端”的過程，對產業鏈條上的兩個環節提出了新要求，一是 芯片必須更強大，以驅動更多功能;二是屏幕必須更靈敏，以帶來更舒適的使用體驗。

　　在芯片領域，“中國制造”追趕卻變得越來越困難;在屏幕環節，“中國制造”竟已被韓國超越。“高端手機的面板，基本上都會從日本人和韓國人那里買。”李俊認為，國內盡管也有很多面板企業，但做出來的屏幕在分辨率和靈敏度上很差，只能在低端機上使用。

　　“中國優勢”

　　不過，“中國制造”的優勢并不在于技術，而是基于人力優勢的拼價能耐，一直以來，通宵達旦的廉價工程師、流水線上不分晝夜的工人，以及廣深公路上深夜疾馳 的貨柜車司機才是“中國制造”強大競爭力的最好注腳。李俊所在的企業有數百名工程師，年出貨芯片組超過3000萬(幾乎等于2013年全球智能手機年銷售 總數的1/30)，其中70%出口。出口的方式是，由珠三角的集成商或者品牌商組轉成整機后，銷往歐美、中東、拉美和非洲等地。

　　“200元人民幣就能買智能機，能用Wi-Fi，能聽音樂，在第三世界賣得很好。”李俊說，“中國制造”除了便宜，還有就是生產的速度快、效率高，正好適應手機行業更新換代極快的特征。說這話時，公司又在招聘工程師，要求是“能夠加班”。

　　按照《南風窗》記者的調查，珠三角的手機主板組裝工廠中，工人的月薪約為2000元至3500元，而新畢業大學生作為“初級工程師”的起步月薪僅為4000，成為熟手后，月薪會漲到1萬以上。

　　2008年之前，剛走出大學校門的年輕工程師5年之內即可輕松在深圳市區買下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公寓。并不一定要家里背景“硬”才能賺大錢，這是“中國 制造”曾經帶給他們的積極人生觀。但事情已經起了變化，2008年后深圳市區的房價上漲了2至4倍，但工程師的工資并沒漲，“入門級”工程師薪水仍是每月 4000。

　　不論是對員工還是企業所有者來說，賺錢已是歷史。2006年和2007年是行業的巔峰時期，深圳手機行業幾乎是暴利，出口和內銷的需求都非常大，而供給卻相對較少。“芯片方案”供應商賣一個主板的利潤有30%至50%，老板們開著百萬豪車四處看樓，一口氣可以買下20套豪宅。

　　但這個行業門檻太低，不到3年，深圳的“芯片方案”供應商就從幾十家變成了幾百家，就如同自然界的孢子繁殖一樣。因為芯片都是從別人那里買來的，對于進入 者來說，組裝環節可以外包給東莞的工廠來做，只要能湊一筆錢，租間辦公室，雇幾個工程師，第二天就可以出貨。這種惡性競爭，迅速抵消了規模和低成本優勢， 讓利潤迅速收窄。

　　目前，深圳很多手機“芯片方案”供應商的利潤已從30%下降為5%以下，原因之一是人工成本上升。幾位受訪的企業家都向《南風窗》記者表示，差不多從 2009年開始，內地以“鐵公基”為代表的工程建筑行業大有和珠三角制造業“搶工人”的趨勢。很多時候，內地高速公路的工地可以給農民工開出3000元的 月薪，而東莞的工廠只有2000元。

　　事實上，“搶工人”的情況反映的是“中國制造”的另一個危機。工程建筑業能夠支持“高薪”很大程度來自于金融體系對“鐵公基”的政策傾斜，簡而言之，就是 基建項目融資通過銀行的融資成本極低，低利率客觀上為“鐵公基”增加建筑工人的工資提供了空間。但在制造業卻剛好相反，利潤一直在下降，當然工資沒有上漲 的可能。

　　“勤快的、體力好的，很多都回老家的市里、縣里修公路去了，留在廠里的都是染著黃頭發的‘90后’。”另外一位深圳的制造業企業主曾對《南風窗》記者這樣抱怨。“現在能賺一點就賺一點，廠房、設備這些固定資產都已經投下去，沒人接盤，怎么辦?”劉偉強說，不論是手機，還是路由器，這些行業都今不如昔。“中國制造”就如同是一場流水宴席，“70后”的創業者、“80后”的工程師、“90后”的流水線工人，都將成為過客。當青春消逝，還能留下什么?

　　(文中李俊、劉偉強為化名)